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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宇娱乐翟永明:诗人在白夜重生

  1998年春天,当白夜酒吧在成都玉林西路诞生时,老板翟永明想的是把酒吧和书店的功能结合起来,“做一件不用上班、又能养活自己的事”。

  那时的翟永明已经是中国当代诗歌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。八十年代中期发表的组诗《女人》意象飞扬、女性意识饱满,此后接连写出的一系列诗作,继续着她鲜明的个人风格。

  她的诗人身份赋予白夜酒吧强烈的文学意味。诗歌朗诵会、电影放映周、文化沙龙等活动陆续举办,韩东、于坚、杨黎、吴文光、贾樟柯、马原、李亚伟、洁尘,来自成都乃至全国各地的作家、诗人、摄影师、画家、设计师在白夜这个舞台上纷纷登场,这里成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、艺术界人物汇聚之所。这些文化人与那些推门而入、喝杯威士忌或咖啡、看场电影,或只是发发呆的人共同构成了一道风景,生动、活跃、丰富、诗意。

  2008年,白夜迁到成都窄巷子的新址。这条古老的街道当时还没有成为成都的旅游地标,如今墙外游人熙攘,墙里是骤然安静下来的精神乐园。二十年过去了,更换了地址的白夜和定居北京、成都两地的翟永明都有了不小的变化,但酒吧和诗人的气质依旧,成长与坚持并行,在喧嚣中安享一份属于诗、属于心灵的领地,水到渠成地实现对人们生活方式、特别是内心世界的引领。

  今年五月,《以白夜为坐标》(中信出版集团)出版。翟永明在书中回忆了她创办白夜的来龙去脉、描摹出白夜的诗人和艺术家朋友、记录着她所见在白夜上演的众生相,过去的时光就这么留在文字里。

  赶到约好的采访地点之前,中华读书报记者拨通了翟永明的手机,彩铃中响起美国歌星莱昂内尔·里奇《说你说我》的歌声,那是一首上世纪九十年代风靡中国的英文歌,但它首先是美国电影《白夜逃亡》(WhiteNights)的主题曲,这部电影与白夜酒吧亦有渊源。翟永明告诉中华读书报,她前一天刚从上海书展返回北京。她在中信·大方文学节上发表了关于旅行的意义的演讲。

  中华读书报: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,旅行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。从成都到北京,从纽约到柏林……这次在上海书展演讲,也是关于旅行的话题。

  翟永明:呵呵,我还是早年跑的地方比较多,年轻时特别特别喜欢旅行,现在就不太跑了。去的地方有些多了以后,好像就没有新鲜感了,另外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好,怕坐飞机。所以我今天谈旅行的意义,其实是基于我以前的旅行经历。

  中华读书报:你在这次演讲中专门说到了你的墨西哥之旅,还表达了对墨西哥画家弗里达·卡洛作品的喜爱。你好像对拉美文化情有独钟?

  翟永明:对,我特别喜欢拉美文化,他们的文学、艺术都很喜欢。记得是2006年,我坐了28个小时的飞机才到达墨西哥,腿都肿了。后来在墨西哥走了好多地方。

  大概是2000年吧,我曾出版过一本谈画的书——《坚韧的破碎之花》(东方出版社),里面就有我最早写弗里达·卡洛的文章。记得九十年代末我在纽约的那段时间,当时弗里达·卡洛和她的作品还没有现在这么火。有一次我在苏荷区看到一本画册,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弗里达·卡洛的作品,之前没看到过任何关于她的介绍。八十年代我看过很多西方现代艺术家的作品,但大部分出自男性艺术家。那次站在街上翻看弗里达·卡洛的作品,非常打动我,几乎是吃惊,觉得那些作品和我的写作有关系。她的作品直观看上去已经很厉害,那些自画像完全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画像,超越了自恋,超越了自我。后来我买下那本画册,看到里面还有很多文字,还有她的照片,像是传记式的,大体能看出她的生活轨迹。接下去,我在纽约就不断地看她的作品,有心灵相通的感觉,我八十年代写的组诗《女人》,包括《静安庄》,跟弗里达·卡洛的画作是有映照的。回到中国之后,我就写下了那些关于弗里达·卡洛的文章。

  中华读书报:你在《白夜逃亡》这篇文章(收入《以白夜为坐标》一书)中写到“白夜”酒吧之名的由来:“既与我喜欢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《白夜》有关,也与我喜爱的电影《白夜逃亡》有关”。具体到成长与写作,俄国文化、文学、审美对你有怎样的影响?

  翟永明:俄国文学对我的影响要更早。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了很多俄国文学作品,包括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,记得《复活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都是读了好几遍。我可能在读书这方面比较早熟吧,那么小也能读懂。虽然那时这些都是,但在民间还是流传的,而且多是民国时期的版本。

  那时我的求知欲比较强,读书也比现在专注,内心比较单纯,真是如饥似渴啊。我记得那个时候读了很多普希金的诗,还抄了一大本,毕业赠言时给同学抄了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,老师为此批评了我。其实那个老师平时对我很好,觉得我的作文写得不错,之所以批评我,估计是那个年代的人对于文字有一种谨慎。

  中华读书报:你那么小就喜欢文学,作文写得也不错,怎么后来高考时选择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(现为电子科技大学)?

  翟永明:我自己希望选择文科,但是父母不同意。那个年代文革刚刚结束,人们内心还是有阴影。父亲特别反对我学文科,他觉得从事文字工作比较危险,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,何况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句话是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。

  中华读书报:但命运终究是绕了个圈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南物理研究所,几年后你还是辞职了,成为诗人。这样的决定在当年是要很大的勇气吧?

  翟永明:是啊。那时辞职和今天的年轻人换个工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,西南物理所是个很好的单位,属于那个领域在国内很尖端的研究机构。在西南物理所工作了差不多有六年,那是挺难受的几年。我对那份工作没兴趣,觉得继续做下去是自己的负担,对单位来说也是个浪费,浪费了一个分配指标。后来想起来,读书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搞科研的料,中学时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,觉得我太偏科,对我说,以后就分配你去搞物理吧。一语成谶。

 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文革后期的状态,单位里也有等级制。那是个部属单位,跟成都市没有太大关系,基本是个与世隔绝的小世界。但是我一去,就变成异类,因为我老是跟外面的人交往,比如欧阳江河他们,常常来找我。

  当时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家,画画的、搞摄影的,还有诗人,其中不少人现在都成大家了。那时我们都比较年轻,艺术创作上也是刚刚开始,大家住的相距也比较近,经常聚在一起。单位分配给我和另一个女孩一间宿舍,那个女孩很快结婚,搬走了,于是我有了一间独立的房子,十八平米,在当时那些朋友们看来,条件简直好得不得了。他们老是约着在我宿舍碰面,找我聊天,后来还把门锁弄坏,任何人来都能打开。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种情景。

  中华读书报:听上去是挺让人向往啊。说到白夜酒吧,你在《我和白夜》一文中曾经引用你的朋友和诗人何小竹的话,他认为白夜酒吧回报给你很多,“这很多,不是经济上的,而是形而上的。”你自己更是将白夜视为“重生”的平台,具体说说这些话后面的含义吧?

  翟永明:我当然是很同意何小竹这个说法,白夜对我的回报确实很大。在白夜,我认识了这么多朋友,还有那些年轻的诗人,这都是给我的回报。在这二十年里,我们做了很多场关于诗歌的活动,由此我就更了解中国诗人的状况。在我的人生低谷,有很多朋友在白夜陪着我,他们给了我很多友情,给我不同的人生。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把白夜做成现在这样的,这跟所有朋友有关,是他们来到白夜,共同造就了白夜。

  中华读书报:因为白夜酒吧的诗歌气氛,和这些年在白夜来来往往的诗人、作家、艺术家们,让我联想到巴黎的花神咖啡馆,那些和萨特、波伏娃有关的轶事。你也曾在《白夜十问》这篇文章中表达了当初也以花神作为某种方向。现在看来,白夜和花神的差别在哪些方面?

  翟永明:2000年我去了巴黎,当时白夜已经开张两年了。之前我通过各种小说啊、书籍啊,对花神咖啡馆印象深刻,很神往。到了巴黎那条大街,我就去找,问路人。居然很多人都知道这家咖啡馆,告诉我怎么走。这说明花神在巴黎当地人心中也非常有名,随便一个路人都知道。最后到了那里,看到门口很不显眼。我想象的花神应该很酷,是很有书卷气的地方,里面贴着很多照片,萨特啊、波伏娃啊。结果到了那里,看上去就是一般的咖啡馆,门口坐满了游客。到里面去看,想要找到一些痕迹,也没发现什么。他们没有刻意去彰显那些文化印记。

  要说花神和白夜的区别,我想就在于白夜是我开的,从一开始我就想要做一个比较有文学氛围的酒吧,而且开业至今一直都在做文学活动,而花神最初就是普通咖啡馆,是当时在巴黎的很多文化人要找地方聚聚,就到了那里,自然形成了后来的氛围。

  中华读书报:某种意义上,白夜酒吧就像一个舞台,每天来来去去的客人像是演员。你也用文字记录下了一些你见到的曾在白夜上演的一出出“戏”。那些形形色色的人,他们的喜怒哀乐,非常有意思,是特别好的小说素材。你写诗,写艺术评论,也写随笔,想没想过写小说,把这些见闻利用起来?

  翟永明: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但我是一个懒散的人呀,太散漫。不爱记日记,经常有时为了创作,觉得哎呀我应该记日记。拿出一个笔记本,了不起能记个十多天,经常写个五六天就忘了。也曾经打算多拍照片记录一些东西,也是虎头蛇尾。再后来计划用摄像机来记录白夜,由于拍了之后还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要做,把我弄得很烦。后来那些我拍的原始素材,也有唐丹鸿(纪录片导演)拍的一些,加上一些采访,被编成了一部大概八十分钟长的纪录片,正在准备参加一个电影节。

  翟永明:对啊。我的思维比较凝练,是诗歌思维。我曾经试过写小说,发现写得很简单,还喜欢留白,写不到几千字就觉得写完了。我要是有写作冲动,就可以很感性地去写,等到那个劲儿过了,就会一下子提不起精神来,写得就没意思了,这可能就是诗人的状态吧。写小说就是长跑嘛,而我是爆发性的体质,短跑很厉害,长跑不行。

  中华读书报:对影像创作的介入还是挺难得的。最近你参与了徐冰导演的《蜻蜓之眼》的编剧工作,十年前你还参与过贾樟柯的《二十四城记》的编剧。

  翟永明:其实这些参与都不是主动的,都是人家来找我。贾樟柯之前想和我合作,但两次都没有成功。《二十四城记》那部电影正好是以成都为背景,又是跟女性有关,就找到我了。实际上,那个剧本还是贾樟柯在主导,我只是补充了一些东西。他是那种拍作者电影的导演,有自己的想法,自己编剧自己导演。选择和我合作,是希望我能从女性立场提供一些视角。

  翟永明:参与过就可以了,我觉得做编剧是个不能自己完全掌控的事情。参与《二十四城记》是因为我和贾樟柯是朋友,另外我们在很多方面的观念比较一致,能够很好地合作。《蜻蜓之眼》我的参与度更大,也跟导演有过一些讨论,剧本的部分也是不断在修改。

  如果可以自编自导,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你要做编剧,要和导演合作,你的想法就很难在作品中全部呈现出来,会和导演发生一些冲突,会委曲求全。我想以后不会再参与电影了。我是个比较好合作的人,合作时会放弃一些自己的东西将就别人,虽然内心还是有些勉强。那不像写作,不用考虑那么多,完全按照自己的观点进行。我经常觉得自己比较幸运,我做的事情大多是不太需要跟别人合作的。做编剧,觉得那不是我的作品。跟别人合作,可以妥协,但是自己的写作,写诗,没有必要妥协。

  翟永明:影像都有的,早期的有一点点,近期的比较全。现在看当年我拍下来的一些影像,感觉特别有意思。2002年,我们做了一个影音周,就是放一些独立电影。七天放了20多部电影。我就拍下来当时的情景。那时白夜的空间很小,我们弄了一个大概十几寸的电视机摆在那儿,现场聚集了很多人,都是成都文学艺术圈的朋友。我看到那里面有些人现在已经很有名了,就挤在那儿,一部一部地看,很严肃地认真讨论。

  中华读书报:你曾在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地方旅行、生活过,但看到你在文章和媒体采访中不只一次说起,无论哪里都不如成都更让你有感觉,回到成都才能正常地写作。这可以理解成你的文学原乡就是成都?

  翟永明:当然可以这样理解,肯定是因为成都能够滋养我,我才会有这样的感觉。我在国外基本上不太能写东西,偶尔写过一点。比如在柏林待了一年,就写了几首诗。在美国那段时间,几乎一首诗都没写出来。后来意识到,我无法在没有母语环境的地方写作,方块字对我很重要,连那个字形对我都很重要。离开熟悉的环境,我会焦虑,什么都不想写,会觉得满大街发生的事情都和我没什么关系。

  中华读书报:你的诗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,你也通过中译本阅读大量世界各地诗人的作品。有个说法,认为不同文学体裁中诗歌是最“不可译”的,对这个话题您怎么看?

  翟永明:诗的翻译,我个人当然觉得是不可译的。所以我们看诗歌的译本基本都是在“误读”,不过误读也是一种读法。具体来说,诗歌译本是不是能呈现诗人真实的水准,这个是不知道的。有时候我读到一个外国诗人的作品,本来人家名气很大,在海外口碑很好,但读他诗歌的中译本,啧,也不怎么样嘛,我想这可能就是翻译的原因。译诗,要看译者和作者能有多少沟通。有的时候,很多诗人把隐喻就藏在语言下面,如果译者和诗人有很好的沟通,是可以部分地把这些隐喻传达出来的。要是译者和作者毫无沟通,或者作者已经不在世了,就麻烦了。

  翟永明:这个事情我们在白夜做过,举办过好几次一对一的译诗工作坊,当然中间还是要靠一位英文翻译,但中外诗人都在现场。作为诗人,译诗肯定也是希望翻译得更接近原作者,而不是显示自己的风格。我的英文不够好,但我参与这样的翻译,也还是会让语言的节奏,包括分段,尽量保持原作的风貌。但是有些比较自我的译者是无所谓的,他可能把国外诗人的诗译成自己的诗了。我们做译诗工作坊,最终译成什么样的文本是一回事,最重要的是在翻译过程中,促进两个诗人之间的交流,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我觉得诗人当面一对一的译诗是很好的交流方式。后来,只要时间允许,我就会在白夜安排一个下午,请来两位诗人,互相翻译对方的诗,增进彼此了解。译好的诗,也会现场朗读。

  把中文诗译成英文真是个很大的难题,古诗更是没法译。有一次我在国外朗诵,我手里的诗只有一页,看到翻译拿着三页纸,我虽然不知道我的诗被译成什么样,但心里明白,我的诗被稀释了。不同的语言之间差别太大,中文有很多留白,英文就要填补起来。

  翟永明:接下来……我现在北京和成都两边跑,白夜的经营我不参与了,但文化活动策划这方面,基本上完全是我在做。我肯定希望白夜的未来能更开阔一点,不拘泥于以前的风格。希望它能够引领周围的人在精神上有所提升。希望白夜做的活动、交流、分享,都是走在前面的,起到引领的作用。